王一鳴：推動高質量發展取得新進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們要把新發展理念融入到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實踐中，堅持問題導向，創新發展思路，優化政策取向，推動我國經濟在實現高質量發展上不斷取得新進展。

　　一、高質量發展開啟了我國經濟發展新的歷史進程

　　經濟發展質量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在宏觀層面上，高質量發展主要著眼國民經濟整體質量和效率，意指生產要素投入少、資源環境成本低、經濟社會效益好的發展。新時代我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就是要在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水平大幅提升的基礎上，大力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在工業化、城鎮化取得歷史性進展的情況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顯然，與高速增長階段更多表現為“數量追趕”“規模擴張”和“要素驅動”不同，高質量發展階段的主要任務是“質量追趕”，主要途徑是“結構優化”，主要動力是“創新驅動”。

　　從“數量追趕”轉向“質量追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社會生產力水平大幅提升。2010年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也是在這一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超過美國，此后連續8年位居世界第一，220多種工農業產品生產能力躍居世界第一，“有沒有”的矛盾逐步緩解。而隨著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居民消費結構加快向多樣化、個性化、服務化方向升級，“數量追趕”時期迅猛擴張形成的生產能力沒有跟上市場需求結構升級，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好不好”的矛盾日趨凸顯。如果說，在高速增長階段，填補產品產量、資本存量等“數量缺口”是發展的動力源泉，主要任務是實現“數量追趕”，那么，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填補產品質量、生產效率等“質量缺口”就是經濟發展的潛力所在，主要任務則是實現“質量追趕”，以顯著增強我國經濟的質量優勢為主攻方向。

　　從“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優化”。在高速增長階段，經濟發展主要依靠生產能力的規模擴張。但隨著鋼鐵、煤炭、石化等產能陸續達到歷史需求峰值，傳統產業大規模擴張的階段基本結束，再像過去那樣搞大規模產能擴張的路子越來越走不下去，必須從“鋪攤子”為主轉向“上臺階”為主的發展模式，著力提升產業價值鏈和產品附加值，推動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從“鋪攤子”轉向“上臺階”，不僅要從生產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產品轉向生產高技術產品和先進智能產品，以滿足市場對產品質量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實現生產要素從過剩領域轉移到有市場需求領域，從低效領域轉移到高效領域，不斷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隨著近年來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逐年減少，土地、資源供需形勢變化，生態環境硬約束強化，“數量紅利”正在消失，支撐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已由生產要素大規模高強度投入，轉向科技創新、人力資本提升帶來的“乘數效應”。與高速增長階段“電力瓶頸”“交通瓶頸”等制約發展的瓶頸不同，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瓶頸主要是創新能力和人力資本不足，必須把創新作為第一動力，依靠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投資，不斷增強經濟的創新力和競爭力。

　　二、黨的十八大以來經濟發展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為轉向高質量發展創造了條件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成功駕馭經濟發展大局的實踐中，我們黨形成了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引領我國經濟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為轉向高質量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經濟結構出現重大變革，為高質量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2013—2017年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為56.2%，高于資本形成12.4個百分點；2017年最終消費的貢獻率為58.8%，比資本形成高26.7個百分點。供給結構調整優化，2013—2017年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為52.8%，高于第二產業10.2個百分點；2017年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比2012年提高6.3個百分點。消費貢獻上升、服務業占比提高，增強了經濟運行的穩定性，改善了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條件。

　　中等收入群體不斷擴大，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強大市場驅動力。隨著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我國已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體，將推動國內市場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2017年我國恩格爾系數降至29.3%，達到聯合國劃分的20%到30%的富足標準。居民對商品和服務的質量要求明顯提升，千禧一代、互聯網一代更加追求個性化消費，旅游、養老、教育、醫療等服務需求快速增長，消費結構持續向高端化、個性化、服務化轉型升級，增強了高質量發展的市場推動力。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為高質量發展開辟了有效途徑。鋼鐵、煤炭去產能超額完成年度目標任務，房地產庫存明顯減少，企業杠桿率穩中有降，減稅降費成效顯現，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等短板加快補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扭轉了供需形勢，改善了市場預期，使工業企業利潤明顯改善，而且增強了市場功能，優化了存量資源配置。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自2015年由降轉升，扭轉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下行態勢，反映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重要作用。

　　科技創新和技術擴散進入活躍期，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技術支撐。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科技創新和戰略高技術研發取得重大突破，使我國在科技領域從跟跑為主轉向跟跑、并跑和領跑并存。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17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我國創新指數世界排名升至第22位，比2013年提升了13位，成為前25名中唯一的非高收入經濟體。推動創新技術產業化取得顯著進展，我國移動支付、電子商務、平臺經濟、無人零售、共享單車、新能源汽車等躋身世界前列，增強了高質量發展的技術基礎。

　　美麗中國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為高質量發展植入了綠色基因。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決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動成效明顯，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得到控制，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更重要的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深入人心，政府積極推動，企業和居民廣泛參與，使綠色發展成為發展新方式。

　　全面深化改革持續推進，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改革全面發力、多點突破、縱深推進，主要領域改革主體框架基本確立。“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成為全社會共識。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將進一步激發全社會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心，推進重大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加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保護，擴大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對外開放。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將有效改善高質量發展的制度環境。

　　三、推動我國經濟在實現高質量發展上取得新進展

　　高質量發展，是能夠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現階段，我們必須踐行新發展理念，有效應對和解決新挑戰、新問題，推動我國經濟在實現高質量發展上取得新進展。

　　著力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取得新進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主線。近兩年，“三去一降一補”取得積極進展，但要素市場發育滯后、價格扭曲和市場壁壘仍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制約因素。要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以處置“僵尸企業”為突破口，建立市場化、法治化退出通道，真正解決“退不出、死不了”的問題，切實提高市場效率。進一步放寬石油、天然氣、電力、鐵路、民航、電信等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準入限制，通過打破行政性壟斷、促進市場競爭，降低實體經濟成本。

　　著力在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上取得新進展。提高供給體系質量是高質量發展的主攻方向。要以企業為主體，加強全面質量管理，推廣應用先進質量管理方法，形成全過程全方位質量管理體系。完善市場監管，建立消費品質量溯源體系。降低教育、醫療、養老、體育、文化等服務業準入門檻，促進市場公平競爭，增加優質服務供給，同時降低服務成本。通過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中國質量”與“中國速度”一樣享譽世界。

　　著力在推動科技創新上取得新進展。創新是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泉。要加強市場導向的科技創新，引導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完善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技術成果向企業轉移機制，加大對中小企業、微型企業創新的扶持力度，促使企業擺脫對資源和要素消耗較多的加工制造環節的過度依賴，更多地依靠研發、設計、標準、供應鏈管理、品牌建設和無形資產投資，推進傳統制造向以研發為基礎的新型制造轉型，滿足消費結構升級的高端化和個性化需求。

　　著力在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上取得新進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底線要求。當前，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在重要位置，把控制企業杠桿率和地方政府隱性債務作為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重點，以市場化法治化方式推動去杠桿，依法依規對“僵尸企業”實施破產清算，切實有效降低企業債務水平。按照“開前門”“堵后門”的原則，加強對地方政府債務的法治化管理，推進對債務信息公開和債務風險的動態監管。加強對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等薄弱環節監管，堅決打擊各種違法違規金融活動。

　　著力在污染防治上取得新進展。高質量發展必須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重點要打贏藍天保衛戰，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強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復，著力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環境問題。提高污染排放標準，強化排污者責任，健全環保信用評價、信息強制性披露等制度。深化環境監管體制改革，完善環境監管法律法規，優化監管組織結構，增強專業性和監管能力，提高環境監管有效性，使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逐年減少，生態環境質量不斷改善。

　　著力在建設高質量發展制度環境上取得新進展。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原有體制機制難以適應“質量追趕”目標的要求，必須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作用，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通過促進市場競爭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推進產業轉型升級。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有效維護市場秩序，加強市場監管，保障公平競爭。淡化經濟增速指標，加快建立健全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和政策體系，用先進的標準促進質量提升。同時，建立健全高質量發展的績效評價體系，把質量效益、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生態改善等作為考核內容，用全面的考核引領高質量發展行動。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